中国早点之京城偶寄
回家过年
● 韩咏红
我请的阿姨年廿八从北京回安徽老家过年，我年廿九回远在赤道边的新加坡。她早我一天走，却晚我一天到家。因为她得坐两天火车；而我搭飞机，6小时。
在中国生活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，经常让人感觉难受。北京各方面治理都不错，所以贫富悬殊现象还不至于触目，但一些生活情节的反差，还是叫人惊心。
阿姨来京有些年了，丈夫儿子都接来了，她为人灵敏勤快，每周干好多钟点活，也算“上岸”了。然而她们全家还住在一个地下室，房间小得连张单人床也要锯一截才搁得下。在这人均收入为全国第二富的城市里，小时工以每小时不到10元人民币（2新元）的工资，为人们打理家务。不过，她说城市怎么都比乡下好。
问她，你觉得不平等吗？她说：“不平等的事情太多了！”
贫富差距何处不在？但在中国，贫富悬殊往往并非由于个人不努力，而是由于起步机会的不平等。何况这是经国家的行政法规认可，并被制度化、合理化的。一般老百姓也视不平等为正常，为理所当然。
像城里最近热烈地讨论北京的“十一五规划”（2006年-2010年发展大略），在谈到人口膨胀问题时，一些矛头指向了外来农民工。
应该说，多数京官与市民挺有首都气魄的，都说，你看，咱北京人粗重活不做，工资低不做，连服务员、保安都不做，我们少不了外来民工。但也有人不乐意的，电视上一个北京市民发表议论说：“叫你一人做建筑，没让你带一大家伙来。”
城市人很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利益，这种利益包括：有资格在城里找工作，买经济适用房，报考本城大学分数有十几分、几十分优待。再说，城市卫生、治安，交通等基础设施更是农村远不能比的。
政府对城市与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不一致性，以及农村人口自由迁徙的限制，被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指为中国贫富差距的两大原因。茅于轼说，中国社会是严重等级化的社会，个人在社会中能够得到的法律保护非常不同。这是几千年的皇权统治造成的结果，等级制不但为统治者所需要，民众也对此养成难以改变的习惯。
改革开放27年，中国富起来了，贫富差距更大。这其中除了体制问题，定有文化上的原因。然而，这个民族经历了那么多苦难，终于有可能进入繁荣昌盛的新时代，让它再有多20年的和平环境，让中国人继续埋头苦干，当教育提高到更高水平，中国人不会享受不到现代文明中的平等观念。
阿姨相信她未来日子一定会更好，虽然住地下室，虽然她没时间管教儿子，虽然她经常和丈夫为柴米油盐问题而影响家庭和谐。
快过年了，阿姨和我商量下周提前两天来工作，在回去前多挣一回钱。我很高兴她让我的房子干净地过年，祝愿未来正如她相信的，越来越美好。
(1月20日联合早报)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-1-20 11:52:00编辑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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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6-1-20 11:28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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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6-1-20 11:39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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